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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海钩沉:康海为何落职
来源:咸阳日报 作者:杜晓辉 责任编辑:市信息办网宣科周春艳 点击数:0 发表时间:2017-06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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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海一生以诗文、散曲、戏剧、文论而被后世尊为文学家、戏剧家,其所著的散曲《沜东乐府》被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内。其编写的《中山狼》剧本被列为中国“十大喜剧”之一。其所著的《对山文集》被收进四库全书之中。其撰写的《武功县志》是中华志乘文化的一部巅峰之作,历来被人们推为效仿之楷模。北京大学、美国休斯顿大学以及英国伦敦等高等学府的图书馆均有收藏。

那么,这么一个工诗能文、文章卓著、有司马子长之风的人中才俊为什么会遭到朝廷的黜贬削职呢?这还得从他狂放的性格与为人处世说起。

康海所处的时代,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,大力提倡程朱理学,用八股取士束缚文人思想,理学逐渐走上衰落的泥潭困境。“心外无理,蔑视伦常”的心学如新鲜空气,给沉闷的思想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。康海结识了心学创始人陈白沙弟子湛甘泉,又与心学大师王阳明等人在一起,经常探讨“心学精神”与“老庄思想”等话题,因此二十岁不到的康海就形成了恃才傲物的秉性,说出了“经籍,古人之魄也,有魂焉,吾得其魂焉已矣。譬之酒,善饮者漉其醇,不善饮者啜其醨,其下者则贪其糟酵焉耳。”他对朋友说“上士恒逸,下士恒劳”,常以上士自居。每每说到文章,他就“词锋如云”,滔滔不绝。他的父亲康镛屡试不第后,身心交困。“夫功名与身至疏也,古之人以死效此者,谓可万世不与物朽,至厚身也。今不得之功名,又因以劳废心体,是非喜生之道耳。”父亲这种全生保真、超然物外的思想让少年康海产生并形成了蔑视权贵、任性放诞的性格。同时,他为了实现父亲遗愿,立志要从“入海口推出红日,炼石头补了漏天”,用知识改变命运。在弘治十五年(1502年)以殿试对策遂大魁天下,从此进入玉堂之地翰林院。

然而,他在任翰林修撰时,气节超迈,不愿随人俯仰,好面斥人过,不知回护。据尹守衡著的《明史窃·康海传》中曰:“(康)海性度高迈,于书无所不读,而不可一世”。清《续武功县志》也有“康海才高、气傲、性真、豪爽,敢做敢当”的记述。但是康海有对文学的热爰与衷肠。在翰林院,他就和李梦阳、何景明、王九思等七人倡导“文必先秦两汉”“诗必汉魏盛唐”的新复古运动,得到了学子们的响应与拥护。“文学复古革新”运动,严重危及到了“粉饰太平,雍容典雅”的“台阁体”和“追求功利,腐败脱落”的“茶陵派”。

“台阁体”是明政权稳固后,以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,史称“三杨”建立起来的一个文学派别。“台阁体”结束后,代之而来的是“三杨”时代的学子、重臣李东阳。李东阳作文讲的是典雅、虚套,作诗重的是法度、清高,其文风、声调依然沉迷于“台阁体”,加之其执撑内阁近二十年之久,用“文以治人”引领明代文学走入另外一个怪圈,形成了“茶陵派”,受到康海等七人的坚决反对和有力批判。这样,“茶陵派”对以康海为首七人也日渐不满和忌恨。

史载李东阳的心腹学子邵二泉为了加害康海,便拿上李东阳写好的文章请康海指导,康海大删大改,李东阳看后气得咬牙切齿。正德三年八月十三,康海的母亲张氏病逝。按大明惯例,凡朝臣父母过逝,其铭表墓文当由当朝大学士书写,但康海却没有请李东阳,而是请了李梦阳、王九思、马理等人撰写碑铭。有人劝他,他很生气地说:“孝其亲者,在文章之必传耳,官爵何为?”康海把所写铭表碑传刻制并印成册,题为《康长公世行叙述》送与朝臣及馆阁诸公,人们见到册子后个个惊讶。李东阳在众臣面前失了颜面,由此他把和康海的关系升级为敌对势力。

此时有一个名叫江石泉的御学,他为了借李东阳手尽早铲除康海,便拿上康海状告公公刘瑾而写下的《拟论近臣太重状》,向李东阳说康海为了搬倒刘瑾,向皇帝进谏说公公刘瑾野心冲天,竟然想在皇上的眼皮下另立皇帝,可为了迎救李梦阳,却又两次跑到刘瑾家套近乎。

事实上,康海虽说性格狂妄,但他乡党观念还是很重很浓的,在得知李梦阳和张敷华坐监论死的消息后,他出于浓浓的乡情和豪侠仗义,来到了当时权倾朝野的乡党刘瑾府上,向刘瑾求情。康海来到刘府,刘瑾奉其为座上宾,并终于释放李梦阳和张敷华。其实,刘瑾早就一心想拉拢康海这种才名出众的乡党,只是康海一直不愿趋附,为了救朋友,他才不得不登门拜访刘瑾。后来刘瑾被诛,康海被李东阳列为“瑾党”,削职为民。

康海落职后,悲愤之情伴随着他的后半生。触发悲情的因素既有对被黜的回忆,也有对官场险恶形势的体会与认识,还有对自我性格及处世方式的反思,更有放荡不羁、玩世不恭的生活表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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